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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上月底发布了中国2023年度重点经济和社会数据，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称，2023年度中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但能源强度反而降低了0.5%。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结论源自政府近期改变了“能源强度”的定义，能源消费总量的统计口径仅涵盖化石燃料，不再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降低能源强度对于实现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国际气候承诺具有重要的意义。将能源消费控制的重点从“能源强度”转向“化石能源强度”可以视为在控制碳排放方面的一项进展。尽管如此，这一变化——即在不调整能源强度数字目标的情况下调整能源强度的定义，意味着容许更高的排放。

　　中国为2024年设定的能源强度降低2.5%的关键能源目标同样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新的定义意味着，如果GDP增长达到预期，今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增加2.4%。如此一来，中国就需要在2025年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方能实现其气候目标。

　　在疫情和后疫情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的驱动，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远远快于此前的五年。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方面的改善因此放缓，导致与之前设定的2025年碳强度目标出现了差距。

　　目前的状况是，中国要实现其2025年能源强度下降13.5%的目标，2024年到2025年间的碳排放量必须下降。然而，为2024年设定的能源强度目标却为排放的进一步增长留出了空间。

　　能源强度指的是单位GDP消耗的能量。只要GDP增长快于能源消费增长，能源强度就会下降。

　　中国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年-2010年）开始设定能源强度目标。自此，这些目标便成为中国能源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强度是否降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干部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降低能源强度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经济的结构性改变。提高能源效率意味着降低生产特定产品（例如一吨钢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例如冬季建筑供暖）所需的能源量。另一方面，结构性改变意味着推动产业结构向能源强度更低的方向转移。例如，提供价值1000美元的教育或者医疗服务的能源消耗量远远低于生产价值1000美元的钢铁。

　　中国的能耗控制政策在提高能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尽管如此，能源强度的结构性改变方面近期却出现了倒退。

　　按照官方数据，去年是2005年以来能源消费增速首次超过了GDP增速，这意味着能源强度的增加。自2020年以来，能源强度年均降幅仅为0.6%，低于此前五年的4%。这是因为在GDP增速放缓的同时，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从2.5%增至4.1%。由于能源需求的较快增长，2021年到2023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3.8%，高于2016年至2020年间的0.9%。

　　今年1月发布的关于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的管理规则将重点放在了地方政府的能源消费目标和评价考核上。允许地方政府通过绿证交易抵扣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来完成“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所需节能量的50%。

　　由于中国正在提高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化石燃料消费的增长比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慢。因此，将能源强度目标重新定义为“化石能源强度”之后，同样数值的目标就变得更容易实现。

　　中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非化石燃料能源占比从2020年的15.9%提升到至少20%。这意味着即便不降低能源强度，单位GDP的化石燃料使用也将降低5%。

　　中国宣布2024年的目标是推动“能源强度”降低2.5%，同时制定了“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

　　重新将能源强度定义为仅涵盖化石燃料之后，这些目标意味着化石燃料消费可以增加2.4%。如果石油和天然气的增速快于煤炭，那么总的化石燃料碳强度会略有下降，这将意味着能源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幅略低于化石燃料使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幅。假设煤炭消费增长0-2%，石油和天然气相应增长，导致化石燃料消费总量增长2.4%，那么能源使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增长1.8%-2.3%。再结合5%的GDP目标增幅，就意味着碳强度将降低2.6-3%.

　　要实现2025年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就必须在2024年和2025年达到年均7%的降幅，而当前的碳强度降幅目标与之相去甚远。如果2024年的降幅仅有3%，那么在十四五规划（2021-2025）的前四年，中国的碳强度仅下降7%。如此一来，2025年就需要实现前所未有的12%降幅。从这一点上来看，政府要实现其2025年的碳强度目标难度非常大。

　　尽管中国自2009年就设定了碳强度目标以及能源强度目标，但仍然以能源强度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进行差异化管理和监督考核的关键目标。

　　重新定义能源强度带来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排除非化石能源能够更强有力地激励地方政府发展清洁能源项目。如今，清洁能源项目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为能源密集型产业和经济增长腾出空间的一种方式。这是中国近期清洁能源、尤其是太阳能迅猛增长背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中国的意图在于从控制能源消费和强度，转向控制碳排放和碳强度。这个问题自2021年就开始讨论，但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修改能源强度的定义被作为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将“化石能源强度”目标作为一项中期措施或许可以在能源消费与控排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与碳强度目标一样，它能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增加非化石能源使用创造激励。差别在于，不同于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控制化石燃料使用总量无法鼓励各方放弃煤炭、改用石油和天然气。这样的转型确实可以减少二氧化碳，但与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相悖。

　　因此，从能源强度目标转向“化石能源强度”目标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只不过政府利用这一转变悄悄调低了其整体减排雄心。为了不改变雄心，能源强度目标应当更新为显著高于目前的2020到2025年降低13.5%的目标。

　　在保持数字目标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定义能源强度，就好比一个田径运动员参加跳远比赛时先表示自己要跳出六米，但后来却改为参加三级跳远项目一样。三级跳远或许真的是一个更适合他参加的比赛项目，但他应当更新自己的目标，以反映同样的雄心。

　　要想实现2025年的碳强度目标，中国需要大幅超额完成2024年的“化石能源强度”目标。

　　这一点中国似乎完全可以做到。2023年，中国新增清洁能源首次达到完全满足电力需求平均增长的规模。由于中国化石燃料使用的净增长主要都来自电力行业，减少电力行业的排放就能减少总排放。

　　这意味着如果清洁能源投资继续以2023年的速度增长，而能源需求增长回归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那么化石燃料消费量就会保持平稳或者有所下降。

　　能源消费增速似乎有可能放缓，因为疫情期间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以及疫情结束后国内能源使用反弹等因素已经不再发挥作用。

　　如果GDP增长达到5%的目标，且二氧化碳排放小幅下降，化石燃料强度和碳强度都将实现每年5%的下降。这足以能够弥补2025年碳强度目标的大部分缺口，从而使中国更有望在2026年到2030年的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碳达峰以及煤炭消费的减少。

　　可是，既然如此，政府为什么不调高目标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制定适度的化石燃料消费控制目标反映了政府对提振经济增长措施的普遍关注——包括投资清洁能源生产和应用。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这么做同时还避免了“收缩性抑制性举措”的出台。

　　重新定义的能源强度目标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管理认知的方式，毕竟它比原先的碳强度和能源强度目标更容易实现。中国可以将重心放在重新定义后的能源强度目标上，以确保至少能实现一个强度下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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